新民晚报记者曹刚
传承红色基因大年初二，拎着年货穿行街头，隐约飘来淡淡咖啡香，附近多半有一家别致的咖啡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也有不少洋气十足的咖啡馆。“吃咖啡”悄悄走进人们日常生活。而在党的隐蔽战线，众多地下工作者也巧借闹市街头的方寸之地，演绎一幕幕特殊的情报战。新民晚报编辑部自1月31日向社会征集红色基因线索以来，吸引众多热心读者来信来电，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陶柏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仿佛重回老上海，透过氤氲咖啡香，感受那看不见的硝烟。
公啡咖啡馆旧址，现为上海时装商厦。李铭珅摄
公啡：左联开会曾在此
虹口区四川北路的公啡咖啡馆，堪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摇篮。年10月，左联首次筹备会就在这里举行，冯乃超、夏衍、冯雪峰、阳翰笙等人参加。夏衍回忆，筹备会一般每周一次，几乎都在“公啡”二楼包间。冯乃超也在回忆中提到过“公啡”，“顾客很少，我们倒是常去……几乎被我们包下了。”当时，存在分歧的上海各方文学力量，在咖啡馆里畅所欲言，分享对社会的反思，逐渐化解矛盾，结成联盟。“公啡”是左联开会的绝佳场所，因为地处公共租界，由外国人营业，巡捕房很难查到，而且空间较大，可容纳多人。左联作家杨纤如去过多次“公啡”，他回忆，外国人常光顾，“包打听”（巡捕房密探或线人）不大注意，比较安全，地下党才选这里聚会。田汉的《咖啡馆之一夜》还原了“公啡”的部分内饰：“正面有置饮器的橱，中嵌大镜。稍前有柜台，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盘等……适当地方陈列菊花，瓦斯灯下黄白争艳。两壁上挂油画……”鲁迅年在《革命咖啡店》一文中提到，咖啡馆“是理想的乐园”，但他只喝绿茶，没去过。有趣的是，他一年后“食言”，成了咖啡馆常客。年1月，左联纲领在“公啡”起草。次月，鲁迅等12个左联发起人在“公啡”召开“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任务”的讨论会。在“公啡”二楼酝酿成立的还有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左联作家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回忆，年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田汉、阳翰笙被捕。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她担任周扬和鲁迅的联络员，先陪周扬到“公啡”等候；再去内山书店请鲁迅。交谈时，周扬夫妇喝咖啡，鲁迅喝茶，穿长袍，含烟斗，烟雾袅绕……日历翻回到七八十年前，从外滩搭有轨电车，越过外白渡桥，随老式叮当车一路摇晃，来到北四川路终点站。下车，登上“公啡”2楼，你面前可能出现这幅画面：餐桌旁，人们在辩论《子夜》的文采；丁玲在审阅文学月刊《北斗》；萧军、萧红正跟鲁迅洽谈《生死场》的出版事宜；偶有几个“包打听”探头探脑，一无所获，只觉得个别客人不买咖啡喝绿茶，有点另类……
DDS：青年相聚论政事
霞飞路上的DDS，是旧上海最出名的咖啡馆之一，上海人叫“帝帝斯”。表演艺术家顾也鲁曾回忆：“在国泰电影院斜对面，话剧、电影演员常去。”在上海长大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陈明远也有类似回忆，“DDS是一座两层楼咖啡店……二楼周围一圈设咖啡座，中间是舞池。布局跟鲁迅晚年常去的公啡咖啡店不同。‘公啡’位于公共租界日本势力圈边缘，是东洋式的，DDS则位于法租界的中心地带，是西洋式的。”据《现代文人与老上海的咖啡店》一文记载，DDS咖啡馆在大门设计和建筑外观上采用西方半圆拱形结构，内设螺旋形旋转楼梯，邻街装着敞亮的长玻璃窗，室内还有卫生间、电话等现代设施，及强烈西式风格的油画、摆件、器皿等。年，28岁的田汉自编自导第一部无声电影《到民间去》。作品酝酿5年，他脑海中常浮现一些动人场面：“小小咖啡店中，一班意气如云的青年相聚，痛论社会改造的大业……”影片所说的咖啡店，就是DDS。DDS的常客，还有翻译家冒效鲁和挚友钱钟书，经常一聊就是一下午，谈南宋、南明，苏格兰的吟游诗人彭斯……在抗日时期沦为孤岛的上海，两人感慨的正是亡国遗恨。作家金宇澄的父亲是中共情报人员，他曾撰文回忆，父亲某夜与单线联系人被捕，多年后出狱，仍从事情报工作，联系人就在法国公园、DDS咖啡馆等他。
当年著名的DDS咖啡馆，曾坐落在淮海路国泰电影院斜对面。李铭珅摄
咖啡馆：重要情报集散地
党的地下工作者黄慕兰，曾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情报传递给中央，帮助周恩来等人及时转移，使党中央避免重大损失。而黄慕兰得到消息的地方，就是一家咖啡馆。据《黄慕兰自传》记载，年6月的一天，她和热恋中的法租界律师陈志皋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还早，便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下。两人刚坐定，便遇到了男友的同学、法租界法语翻译曹炳生。闲聊中，曹炳生说起：“巡捕房捉了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酒糟鼻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人架子蛮大，但没一点骨气，还没用刑就都交代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回了家，并迅速找来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逐一排查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脱口而出。“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根。”潘汉年说。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后，立即搬家，住进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中共地下党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第二天，向忠发领着巡捕闯到周恩来家中，扑了个空。对另一位地下工作者袁殊而言，咖啡馆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年10月的一天，年仅20岁的袁殊应约来到静安寺路一家白俄开的咖啡馆，潘汉年、王子春代表中共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他为中共党员，并迅速参与中央特科工作。潘汉年对袁殊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今后要渐渐褪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潘汉年同时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袁殊就是《伪装者》中明楼的原型之一，此后多年周旋于中统、军统、日军及青红帮等多方之间，为我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
暗战：锦衣玉食是假象
在影视剧里，地下工作者大都西装革履，常光顾咖啡馆，出手阔绰，气派潇洒。“这里有很大的误解。”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陶柏康说，看似灯红酒绿的表象背后，是节衣缩食的拮据生活，是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冒险抗争。据纪实作家王凡《聆听历史细节》一书记载，被陈云誉为“我党保卫工作第一位女同志”的周惠年曾回忆，当时组织上给的生活费，每天四个铜板，在上海也就够买一副大饼油条，可她要维持一天生计。“从事地下工作其实很清苦，主要靠党组织经费补贴。去喝咖啡，往往只有一套行头；没钱买衬衫，就用假领头代替；进店后，通常只点一杯咖啡，能坐大半天。”陶柏康介绍，年后，隐蔽战线逐渐职业化，鼓励用职业当掩护，同时减轻党组织负担。生活清贫，为什么不选更便宜的茶馆？陶柏康解释，茶馆店环境嘈杂，茶客鱼龙混杂，既不方便讨论问题，又容易被发现。为什么不在家里？“隐蔽战线工作者的居住条件一般都很简陋，没空间开会；即便条件合适，一大群陌生人同时出现在一户家庭，也容易暴露。”陶柏康分析，相比之下，咖啡馆优势多：■地点多位于租界，“包打听”较少骚扰，更安全。许多地下工作者的对外身份是文人或中产阶级，经常喝咖啡，也符合身份，便于隐匿。■地下工作者没有固定办公地，公共社交场所成了首选。咖啡馆既有利于开会交流；又方便党组织上下级沟通；还能获取到一些情报。■无论什么家庭背景，只要买杯咖啡，便能享受平等服务和产品，消费不高，聊天时间也没限制。■一些咖啡馆设包房，私密性强，即便坐在厢位，也较隐蔽。据萧军、萧红回忆，“‘公啡’座位的靠背很高，临座厢位互相看不见，坐在里面如同进了一个小房间。”■咖啡馆顾客的政治参与度较高。作家马国亮曾记录，在一家咖啡店“无意中听到两位侍者讲话，什么都谈，说完郭沫若，又说鲁迅、郁达夫，也说汪精卫、蒋介石……”服务员尚且如此，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讨论政事的热情可想而知。
专家点评
特殊的战场
咖啡馆文化的产生与蔓延，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现的社会现象，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上海的渗透展现。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巧妙利用咖啡馆这一特殊的社交场所，把它变成了党突破白色恐怖，开展革命斗争的特殊战场：这里，是党组织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理想会场；是宣传革命、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吸引凝聚进步人士的阵地；还是地下党收集交换各种情报的安全掩护。
在咖啡馆这方寸之地，发生了多少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演绎了多少表面平静、暗地惊心动魄的故事，燃烧起多少看不见的硝烟烽火。
过去，一些小说影视作品，把咖啡馆当成地下党员休闲潇洒的地方，实在是误读误解，有必要以正视听。
陶柏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编辑：唐梦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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