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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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从维熙青年时代的一段特殊经历我本来应该是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学子。年，我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前半年，校长突然找我谈话，说：从维熙，经过我们学校校委员会同意，报请教育厅批准，准备保送你到北大中文系就读。我当时非常兴奋，我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当年发表处女作，在那个年代，能够在报纸上以很大篇幅发表小说、散文的青年学生并不多，像刘绍棠比我还要早，也是北大的学子。我当时想可以不当教师了，可以步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当一名中文系的学生了。这是非常光荣的，同学们也非常羡慕我。因为当时只保送三个，我是中文系。但是毕业的时候，北京开了一个北京市人代会，人代会的性质是带有法律效能的决策机构，那次人代会决定提高解放以后的北京市的教学质量。这样，我们毕业以后，工作分配就跟地缘有关系，中专毕业以后只能当小学教师，我说我要求到最远的地方去，因为我当时希望把我派到农村去教学。结果我被分配到海淀区，海淀区还分配了另外几个同学。具体在海淀区的青龙桥，就是颐和园的北门那儿，出了北门，往西一拐就是，过去好像是个庙宇，我就在那个地方当起了小学教师。但是由于我情况特殊，只当了半年的小学教师，北京市委宣传部的一纸调令，又把我调到了《北京日报》。结果，我没有跟刘绍棠他们一样，成为北大的一名学子。不过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千回百转，我最后还是回到了文学上来。这是我在年轻时候，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那段既平凡又很出格的经历。年刘绍棠、邓友梅、王蒙、从维熙（从右至左）重逢当时学校之所以要保送我到北大中文系，是因为我已经在《光明日报》《新民报》（《北京日报》前身），特别是在《天津日报》孙犁主持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了整版的小说。据调我的《北京日报》老编辑、诗人刘建民说，他看了我的作品以后，就千方百计要把我调到报社来。他说他一期一期地都要把我的作品上报。为了找一期新内容的作品，他甚至到马路上有报纸的地方，把人家的报纸给偷下来，然后报上去。所以我在青龙桥教了半年学，就被调到了《北京日报》，先到文艺部当编辑，后来我要求当记者，北京的东西南北，在我当记者的几年，全部跑遍了。最有意义的是在年，党中央号召北京青年到边疆去农垦，这个跟知青还挂不上钩。当时是市团委组织的，北京市有几百人自动报名去黑龙江萝北县开荒地，所以，他们支援边疆要比知青、比后来的屯边部队更早。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成立，引起了全中国的连锁反应，紧接着天津、石家庄、哈尔滨的青年垦荒队陆续来到北大荒。我当时已经是记者，也请求去，我跟领导说，我去了，一方面可以给报社写通讯文章，另一方面，也可以到艰苦的地方去磨炼自己，目的是体验生活，为北京市的青年人树碑立传。结果很快得到了批准。这就是后来我平反回来以后，年出版的《北国草》的背景。北大荒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我跟《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一起去，但是觉得不过瘾，北大荒的茫茫草原，狍子等各种动物对于我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二次，我又跟林斤澜两个人，冬天穿着大皮袄去了，去了就不想回来了，年春，我突然接到学长刘绍棠给我寄往北大荒的一封信，说现在北京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文学可能要进入一个最好的时期，你要想去的话，应该开完会以后再去。这样我就离开了北大荒。那时候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期，以后就是年，中国的“反右”正式开始。最根本的原因是主体构成这是我在青年时代一段特殊的经历。我自己感觉到，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个人的主体构成。生活对于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绝对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但是你个人主体是不是这块儿材料，却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我记得中国一个已经作古的美学家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天在下雨，如果你是一块吸水的海绵，水自然而然就淌到海绵的纤维里面了；如果你的本质是一块石板，任多大的雨从你身上流过，你对它也毫无反应。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如果你是一粒种子，你会长起来，花开了，结果了。比如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一棵树掉下苹果，触动他的是地心引力，而一位文人则能够将这种现象跟生活发生关系。有巨大的丰富联想能力的人，对这个果子很可能产生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跟牛顿的感觉则是南辕北辙，根本不同。我从小理工科非常糟糕，特别是我从冀中农村到北京上中学，步入当时的北京名校——北京二中的时候。这是一所以数理化为根基的学校，因为自己从小厌恶数理化，我的代数曾得过零分，因此，我当时受到很大的挑战，甚至都觉得我不应当是这里的一个学生。可想而知，在那样严格的学校里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当了一次降班生，本来应当升初二了，升不上去，还要读一年初一。当“80后”作家韩寒写了《三重门》以后，我在报纸上看见了，就在上海的《新民晚报》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作家的主体性决定他的事业。韩寒也是理科非常糟，这点跟我很相似。所以说，我头脑里想的东西是我这个人主体的定性决定的。我觉得个人主体非常重要，在座的同学们，将来可能当非常优秀的教授，或当非常著名的评论家，当然也可以当作家。但凡是你从事的主体工作跟文学近的，联想的能力应该都是非常强的。我听陈晓明教授说，将来从事这个工作的人会很多，但我们也要有意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从我们最古老的文学来讲，《诗经》中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面说一只斑鸠鸟在河之洲鸣叫，后面就是个人的发挥、个人的联想了。这个鸟叫并不能说明什么，仅仅是鸟鸣而已，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则是作者在文学上产生的两句独白。我们搞文学正需要这种东西。再比如，我们的一位文学大师郭沫若先生，他在《棠棣之花》里有这么四句诗：“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朵万朵迎风开。花从树上纷纷落，入从花中双双来。”郭沫若是一位浪漫主义大师，满树的桃花，勾起他的幻想，那就不是桃花了，而是一场爱情。如果不拿郭沫若打比方，拿普通人打比方，盛开的桃花能不能在我们的思维里产生这么大的张力？这是文学最基本的要素。读梦、画梦、解梦、戏梦从我创作多年的感悟来说，文学工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我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一个读梦、画梦、解梦、戏梦的过程。大家知道，人人都有梦，无论哪一位，童年有童年的梦，青年有青年的梦，有梦的是人，没有梦的是木偶，只长了一个外形，没有思想。但是梦从哪里来？梦是生活的折射，你之所以产生梦，是由于生活对你的某种刺激。比如处在青春花期的男孩女孩，同班有一个同学非常漂亮，某一个地方特别吸引你，你难免夜里会做青春梦。但是反过来，我要提出问题，我夜里经常梦见神鬼，而生活中没有神鬼，它又从哪里来？我回答说，生活中虽然没有神和鬼，但是玄学、八卦里有，我是从那儿得来的。特别是我们这代人，神鬼的故事从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出身地主家庭，我的父亲读过北洋大学，我叔叔从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我爷爷是清朝最末一茬秀才，也算得上是一个书香门第，所以，外因对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一次我爷爷跟我讲了一个鬼怪故事，我听完以后，吓得赶紧从爷爷的屋子往我住的屋子跑，农村的房子本来就比较大，我家里经济情况又不错，还是地主，所以门槛也很高，我跑到门槛的时候，一下就被绊倒了。那天，我夜里做梦，梦见的都是鬼神。因此，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的任何梦想，财富梦、青春梦、职业梦等等，都折射着生活的反光，都是生龙活虎的。追本溯源，我从年，十八岁的时候开始发表作品。从自己的经历看，家里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三国》等书，尽管那时候年纪小，看不懂，但我都读过。我特别喜欢诗词赋一类的东西，像唐诗，其中有很多篇我在儿童年代就倒背如流，这是本性的投入，不是爷爷拿着鞭子赶着我学的。我年带团去了台湾，他们问我小时候是怎么读书的？我说就是找家里的书翻。有一次快过年了，到吃饭的时候，大家却找不到我了，家人说我跑到粮食缸的缸缝去了，其实我当时正在读李清照的诗词。那个年代，我能跑到缸缝去看唐诗宋词，对于现在的少年来说可能是不可理喻的。所以，古代诗词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诗能够让人去思考。我记得最清楚的例子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四句普通的诗词。有一年清明节前后，我爷爷说：“丫头（我小名叫丫头），你去给爷爷打壶酒。”当时天下着雨，我戴着草帽，非常得意的样子，为什么非常得意？就是因为《清明》这首诗在我的潜意识里主导着我做这件事，其实我们这条街上也没有牧童，完全在于这首诗的意境支持着我，走得非常带劲。路过一个铁匠铺的时候，跟着我的同龄的孩子用童谣骂我：“下雨了，冒泡了，王八带着草帽了。”我一听，气得把草帽扔了，不戴帽子了，可是我还要冒着细雨走。清明时节雨纷纷，我还要走着去打酒呢。这是诗词本身给予我少年时代的巨大影响。后来到了北京上学，读书习惯也没改。我向同学们讲一下我那时候的选择和体会。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进入青年时代以后，中国作家中，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孙犁，我感觉俄罗斯也有一个作家——屠格涅夫，他就是“俄罗斯的孙犁”。孙犁的作品中虽然没有金戈铁马、炮声隆隆和浓烟烈火，但它们也是表现战争的，像《白洋淀纪事》等等，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喜欢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跟我个人有不谋而合的东西。他的文字中有我的某些剪影，我的文学里面，他好像在前行，我要学的就是他，这出于本能。比如电视台的节目，只有你听了你比较感兴趣的，才跟你的文学细胞有某种无形的联系。如果我们把读书的范围一开始就铺得很大，世界各国的名著全读，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全读，先不说能不能读过来，就说这样的读书方式，也是一种浪费。先找你自己最喜欢的读，这时候，在你的头脑中，既有作家自己，也有你自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你才会喜欢，否则的话你不会喜欢。精读孙犁作品以后，我又逐步扩大了自己的阅读范围，读了世界上好多其他作家的名著。开始不能贪大求洋嘛。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文学爱好取向，决定了我是以写农村为主的作者。年初调到北京后，我开始出版第一部散文小说集《七月雨》，年出版了第二本《曙光升起的早晨》，到年“反右”开始之前，又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南河春晓》。这三部书，上世纪50年代那时候，拿了块钱稿费，简直是天文数字。刘绍棠在50年代时的稿费可能比我多一点，我元，他一万多，比现在的稿费要高。后来，他花了元买下一个三合院，院子里有三棵古老的大枣树。也就是这元稿费支撑了我从年以后一步一步的生活，我去劳改以后，家里面留下了我的老母亲和我的一个儿子，压力有多大，大家可想而知。这一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还非常感慨。那个时代，我感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反右”开始后的一段时间，我被分配的任务是每天赶着一辆马车，从永定门去西山拉细酒糟。每天早晨，我身上穿一件破皮大衣，腰上系一根草绳，就出发了。有一次我拉细酒糟，走到建国门的时候，正赶上一列迎宾车队，警察站在建国门大街的十字路口维持秩序，警察看见我的马车过来，就要把我拦住。我当时也非常紧张，因为我那个马军是个破车，如果车在这儿出现毛病怎么办？谁知道哪国的政要要来？这时候，偏偏这时候，车断了，车把扬起来，细酒糟整个在建国门撒了一地。我就着急，怎么把细酒糟弄成这样？警察也急了，说怎么办？说你哪儿人？我说我在东单。他说你干吗的？我说我是下放干部，当时情况很尴尬，年“大跃进”，每亩稻产斤，年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其实那时候我们国家正在艰难的时候，所以我就坦言自己的心声，把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说了出来，结果就被劳动教养了，名义上叫劳动教养，跟监狱的犯人不在一起吃饭睡觉，但是劳动在一起。所以我就开始了另外一种更艰苦的生活。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我去延庆砖窑烧砖制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知识分子被发配到山西，我又到山西当矿工。记得偶尔一次回家，我从家里带去四本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雨果的《悲惨世界》和高尔基的《母亲》。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要生存下来，就得有某种精神的支撑。第一本《可爱的中国》，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这块土地，它的好、它的美，都跟我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带了去。第二本《荒野的呼唤》，描写一只叫巴克的狗，太善良了，到了蛮荒之地，它还坚持那种善良的天性，在被割裂的环境中，为生存而拼杀，最后为主人报仇后，回归了自己的野性，变成了狼。我的性格在这种环境下，也要变。还有第三本《悲惨世界》、第四本《母亲》，都能让我自强。与富士康的“第十几跳”相比，我们那种生存状态更恶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改造了二十年，七千天，一天一天，虽然抱有希望，但首先还是需要自己解决自己的情绪。巴克本来是一只接受过训练的狗，为了生存，它逐渐改变了非常懦弱、非常驯良的习惯，首先使自己成为阿拉斯加狗群的狗，最后当它为主人报仇后，又成了阿拉斯加的狼群的首领。我之所以读它的故事，也是在激励自己,，你不自强，那怎么办呢？所以必须要自强。记得在北京农场的时候，正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有一次领导让我编节目，表扬何大拿，说何大拿捡了五毛钱上交。这个何大拿是个神偷，我当时心里是有怀疑的，但还是把剧本编完了，里面有一半是山东快书。有一次吃饺子，我和何大拿在一块儿喝酒，我问他，你五毛钱怎么捡的？他说出工的时候，他走在后面，就把自己的五毛钱扔在这个地方，收工的时候，他又跑到前面去，看，这五毛钱还在，他就故意装作不知道是谁丢的，捡起来上交。因为我们査到这个地方，没什么内情人，所以就认定是他拾金不昧，做了好事。听了他自导自演的这场戏，我特别恼火，我说你骗了多少人啊！我越说他，他越满不在乎，还在土炕上唱戏，我的火就上来了，我觉得这个人太落后了，我要惩罚他，但是我这个人，就这样一个文弱书生，经历这么多风雨，怎么能够主动出拳去打他呢？这时候巴克给了我力量，当然，不是直接影响，是长期潜移默化形成的，你在狼窝里，你必须学狼叫。结果我把他打了，打了以后怎么办？我说你要报告队长，一切就真相大白了，结果他没敢去。所以，我想，在那个与我本性相反的生存背景下，这本书对我起了另外一种作用。可笑的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次我在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卖我的长篇小说《断桥》，很多人找我签名。其中有个人走到我面前，我一抬头看，这个人很面熟啊，他说你不认识我了？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我姓何。我忽然想起来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本《断桥》是不是他偷的啊？他说我要拿一本书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这本书确实是买的，我给他签了名，后来他要走，我说别走……中午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饭馆里一起吃面条，喝了啤酒。“月圆而歌”和“月残而琴”从读书的角度来讲，我平反回来以后写了那么多悲情小说，不像青年时代的风花雪月，都是生活给予的。我经常想，如果这二十年的生活，我像浩然一样，我又会成为什么？可能会变成两边摇摇摆摆的人，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力量是无法抗拒的。两千万人会到阎王爷那儿告你啊。我平反回来以后，收到胡耀邦同志给我的一封信，他讲了一句话，意思是要我、王蒙、刘绍棠等将来要成为历史新世纪的主力军。我们这样一些人，包括王蒙，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都写了一些让社会震动的作品，当然今天回头一看，不算经典。我坚决反对“经典”这两个字随便乱用，现在用得太多太可悲了，这两个字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比如四大名著、唐诗宋词这些经典。我们的作品在80年代获得过各种奖，就当那个年代比较优秀的作品就可以了。现在动不动无论给个什么奖，就说是经典，这怎么能行？历史是法官，实践是法官，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后人才能断定这个作品是不是经典，全是后人拍板定的。我记得我在《走向混沌》第一版序言里曾说过，我只是把我所经历的这段历史真实尽我的力量写出来，以不辜负这片心。截至年，我一共出版了六十七本书，包括上世纪50年代那三本，特别是其中的《走向混沌》，现在也不宣传，也不介绍，可能不符合某些人的导向，但是总有人买，已经到第五版了，大概将近有两百万册。有个理科教授，他买了一百本给他的同事，让我签名，我非常感动，我说你是我最大的安慰。因此，我的写作信条、写作方式是：“月圆而歌”，文字上要求精美；“月残而琴”，残月时期，我的文字好像琴在流泪，当然，出现的作品全是悲情的东西，没有早年时代的样子。我六十多本作品里，唯一还找到我童年、青年影子的，就是《裸雪》，这是唯一一部可以反映我过去纯真梦想的作品，除此以外，大部分作品里面都是中国历史的血色真实，或者说我们正在前进的足迹。所以我想，我在文学上尽了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不是人才，也不是庸才，但绝不做个奴才。最后我对同学们提点希望。一个是现在你毕业以后，不可能再承受我们那代知识分子的遭遇，但是你们面对的生存竞争是另外一种遭遇，也会面临各种问题、各种困难，比如说就业等等。我的大孙子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题词是英国作家萨克雷在《名利场》中的一段格言：“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这是我送给大家的第一句话，希望以后，你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一定要平静下心来面对各种困难，人生就是苦乐相间，漫长的道路，谁都有苦，我有苦，陈教授也有苦，一定要闯过去。第二点，希望你们将来一定能够胜过我们这一代。我记得果戈理写过一本《塔拉斯?布尔巴》，描写俄罗斯与波兰两国打仗的情况，这里面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我也跟两个孙子讲过。就是老布尔巴到了退役的年龄，他儿子小布尔巴从部队回家来探望，他儿子刚一进家门，老布尔巴就摆出俄罗斯式格斗的样子，要跟儿子来场武斗，说你必须打败我，你应当打败我，结果儿子小布尔巴在无奈之下，跟他父亲动起拳脚来，最后，老布尔巴战胜了儿子，老布尔巴说我们俄罗斯还有希望吗？俄罗斯跟波兰的战争哪个正义哪个不正义，我们不作评判。十几年后，小布尔巴再次回来的时候，把他爸爸战胜了，喊万岁。中国也是一样，一代要比一代强，我现在看到自己是一个老朽，你们是风华正茂，多好啊，所以希望你们一代比一代强，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才有彻底腾飞的希望，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最美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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