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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悯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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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2期，第-页
[摘要]北宋悯农诗歌远承《诗经》、汉乐府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近师杜甫“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新乐府运动“唯歌生民病”的写实精神，通过多重对比手法，全方位地展现了北宋土地、赋税、劳役等制度重压下广大农民的悲惨命运，揭露了贫富极度悬殊、阶级尖锐矛盾的社会现状，表达了士大夫文人的悲悯、痛恨、愧疚等等复杂感情。尤其在新旧党争中，更加体现出有识之士关心民瘼、改革弊政的胆识和勇气。受到宋朝社会文化的影响，北宋悯农诗也呈现出有别于前代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彰显了宋诗特有的艺术风貌。
[关键词]北宋；悯农诗；新旧党争；议论化；散文化
一、时代背景
宋朝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无奈的文明时代”。称其为文明时代，因为它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教育、经济、科技等等领域都取得了伟大成就，正如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但是这个所谓的文明时代，又是一个政治腐败低效、财政入不敷出、军事软弱无能的积贫、积弱的时代，深陷在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大怪圈中难以自拔。早在《宋史》卷四三八《黄震传》中，即已指出：“当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2]《宋史·王禹偁传》也说：“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3]宋朝统治者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对士大夫文人给予优渥的待遇，致使“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馀”[4]，又使得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宋朝土地制度的特点是“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即承认土地私有，政府负责征税，只关心土地的占有状况，而对其买卖并不禁止，这就使得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豪强地主手里。王安石熙宁变法前，大地主占有的土地竟达全国土地总面积的70%。土地的高度集中，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他们辛勤劳作却所得无几，经常处于“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5]的窘境，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遇灾荒，更加民不聊生，“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6]。对此，刘克庄《备对札子》慨叹道：“昔之所谓富贵者，不过聚象犀珠玉之好，穷声色耳目之奉，其尤鄙者，则多积坞中之金而已。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7]
长期形成的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大积弊，以及向辽、西夏年年交纳的巨额岁币，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使得宋代士大夫忧心忡忡。与南宋围绕宋金关系而展开的和战之争相比，北宋的文人党争更多集中在围绕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而展开的新旧党争。士大夫文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