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直都很奇怪，为什么抽烟的人可以被称作烟民，而喝酒的人却不能享受这同样的待遇，被称作“酒民”，反而多被称为“酒鬼”，只是没想到还真有好事者相应地生产了“酒鬼酒”，不公平的是，怎么就没人生产“烟鬼烟”呢？看来，烟鬼只能指过去的鸦片成瘾者——搭上国家专卖的身份就是不一般。
尽管现在天天嘴上喊着禁烟，烟盒上也用不起眼的小字印着“尽早戒烟”，但却总是江山代有烟民出，虽然公众场合堂而皇之地挂着“禁止吸烟”的牌子，但喜欢吞云吐雾者总是习惯于无视那些提醒的文字，做个烟民的门槛实在太低，而且可以随时随地。
但“酒民”就不行了，你什么时候看到过路人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酒，就这样随意地站在路边如同喝饮料般牛饮起来呢？显然，喝酒的条件就要高大上多了，至少得配上一碟严桥老奶奶花生米吧，另外起码两人对酌才有意思，一个人喝酒那叫喝闷酒，难听点叫灌马尿。喝酒还要有起码的氛围，哪怕是在路边，哪怕是一张用砖垫着桌脚的折叠桌、一张四脚吱呀作响的小板凳。
记得村中一个叔辈，当年因为老实与木讷，总是找不着对象，约莫是一个大年初二的下午，当慵懒的阳光通过腐朽残缺的木门，投射进他低矮的土屋时，只见他一个人独坐在冷清的桌边，并没有一个亲戚登门，只有冷酒与中午剩的冷菜，也或许他就是从中午一直喝到此刻。他的眼睛红红的，冲着围在门口的小孩或笑或怒，并扶着桌子，作势要起来驱赶，于是围观的小伙伴四散逃开，嘴中都喊着：
“他发酒疯了，他想老婆想疯了……”
可能是遗传的因素，我自年少时也会喝酒。那时的无为，我们喝的最多的就是产自邻县运漕酒厂的酒。我清楚地记得包装简单的酒的标签上，原料标注并不是大米，而是写着“高粱”二字，不知道是不是高粱相对大米要便宜很多。酒的度数一般是四十来度，具体多少我已经忘记。那时运漕酒厂的酒在全省都很有名，连芜湖的公交车上都能见到酒厂的广告。记得一次我到运漕看过眼病，想到酒厂门市打点酒带给父亲尝尝，一个在酒厂工作的同学“卖弄”地说：
“我给你直接从厂里酒缸里打吧，酒缸里的酒比门市的要好，什么原因，你懂的。”
果不其然，当同学把塑料酒壶递给我时，我发觉酒竟然还是温温的，然而他接下来的话却又让我的心骤然变冷：
“你是不是和她有约呀，刚才我在街上看到她了，还和她打了招呼呢，她说从这里到巢湖上学比从无为走更近。我跟她说你也来运漕了，她只是笑笑，并没有表示。”
“难怪。”我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口，似乎明白了什么。
“谁让你没考上中专呢？算了，再努力，回家少喝点，喝醉了，你就是伤心加伤身了。”
站在西河的渡船上，我已闻不到来时还能闻到的从酒厂散发出来的浓烈的酒糟香味，望着远处的如鳞波光，取下装在贴身衣袋里的那支钢笔，慢慢蹲下身来，不顾旁人的诧异，将笔轻轻地顺着船帮滑进了一去不复返的水里。
人们都说烟酒不分家，我一直记得当初我也曾差点成了一个烟民：刚到厦门时，欲寻工白领两月失败，烦闷的我摸出口袋中向同学朱福全借来的仅剩的五元钱，神差鬼使地买来了一包已不记得烟名的香烟，蹲在无人的楼顶，木然地望着城市的繁华和如鲫的人群，一边剧烈地咳嗽，一边拙笨地猛吸，一根接着一根，舌觉也由开始的辛辣变得麻木，最后在恍惚中竟然感觉有点惊人的“甜”时，接到了让我去合资工厂当操作工人的电话。
我想那种“甜”可能就是其他烟民嘴中所谓的“瘾”吧，好在我及时悬崖勒马了；我以前一直也不明白同类的“酒瘾”究竟是什么东西，虽然我喝酒的次数要比抽烟次数多，但却没有那种馋酒的感觉，反而是难受一直在缠绕在心头。
记得第一次醉酒时，是刚刚初中毕业的一个惨淡夏日，我们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奇怪的是我们表面都没有太多的失意中考的悲伤，或许就是为了喝酒而喝酒。当我把第一杯酒倒进空空的肚里时，嘴里的苦与辣不禁让我颤抖了一下，望着习惯性皱着眉头的我，方必钊说：
“没关系，多喝几杯就好了，别想那么多，人活得那么累干什么，考上的人也有烦恼，没考上的人不等于永远沉沦。今朝有酒有朝醉，你没考上，你在家哭，他们不但不会同情你，反会耻笑你，所以我们要开开心心地过，不让他们有趾高气扬的机会。来，再喝！”
就这样，酒由慢慢地由一小口一小口变成了一杯接着一杯，麻木的舌头已感觉不到辛辣与苦涩，一仰脖就一饮而尽，似乎喝进去的是东山再起的雄心，排出来的是成功者无情的奚落。
毕竟我不是久经酒场，有几次我还是喝多了。酒后的我如同踩在棉花上，我赶紧收住已经多出来的话语，我知道我不过是用酒精在麻醉自己，以换得一时的自欺，醉酒时可以豪气干云，可是酒醒后，仍得面临人世间的名与利。唉，人为什么总是在喝酒时，才不设防，才肯多说，才肯真说呢，酒，有时也是个好东西，只是激情过后，一如过去。除了麻木，除了痛苦的发泄，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难闻的一地狼籍，给他人带来了麻烦，给自己带来更加的沉寂。
好在，我还算是个比较自控的人，慢慢学会把这种语言的沉寂化作默默的努力。如今面对“古井”，我终于能做到心如古井；而当面对安徽另一名酒“口子窖”时，我则会会心一笑：
记得我带着改变我命运的爱人第一次回乡，晚餐时，看着同样爱酒的父亲和哥哥久违畅快地一杯杯地喝着哥哥带回的“口子窖”时，由于爱人听不懂嫂子的无为方言，疑惑地问嫂子：
“嫂子，这酒真的叫狗子叫吗?”
自然这个问话引得屋内的人们哄堂大笑起来，就连还在桌下热汤的母亲都第一次捂着嘴直起腰来，而聚在屋内看热闹的其他邻居也不例外。温暖的冬夜，这放肆的笑声穿过了屋瓦，透过了窗户，回响在整个安静的村庄，真的引来了几声落寞的狗子的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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