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外公离开我们5周年了。他离开时正好岁，无疾而终，是一个完美的人生句号。
在我的眼里，外公的长寿是个意外。他瘦小，身板弱，也多病，七十年代初的一场大病，差点要了他的命，外婆和母亲她们私下里已经准备后事，但他没走。从此，一张乐呵呵的脸，陪伴了我们半个世纪。
外公的一生，就性格言，始终是达观，开怀和率性的，晚年似乎早早进入了“从心所欲”的境界。在他眼里，没有过不去的事，跨不过的坎，微笑是他永不落幕的表情。
他百年经历就单纯的如此从容和顺达吗？未必。他经历了民国和共和，经历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和“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百年的变化，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斑驳的影子。当我摊开外公的生命长卷时，模糊的身影，磨难的过往，亲切的笑容一一浮现在脑海了。
他有过坎坷的岁月
外公出生在一个平民之家。外太公在华舍一个绸庄帮人记账，外太婆在家门口摆个小摊，以此养活一家。外公幼年在城里读不起书，只能在潞家庄一个私塾亲戚那去寄读。他长得瘦小，禀性忠厚，又是外乡人，常被人欺负，但无奈。那时的读书，或许也叫识字，约是到初小水平后就肄业了。此后，他到太外公所在的华舍绸庄当小学徒，学习记账等。
那时候普遍早婚和多子女。年，外公20岁时就成家了。次年大女儿（我妈）出生，此后接二连三一共生了九个。生儿生女是开心事，但养儿育女则是辛苦事。为此，外公得四处奔波，忘命打拼。
外公和九个儿女（年11月）
起先，他给一家米店打工，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过着紧巴而安耽的日子。年，平静被打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排户口，抽壮丁了。倘应征从军，一家老小谁养呢？只能逃避。想法设法，通过一个叫金珊寿的乡邻，花了元钱，当了一名可以缓役的义勇警察，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协警吧，站站马路，维持秩序。好在绍兴民风淳朴，少有盗匪酿事，倒也太平。39年10月，当局不再对义勇警察缓役，外公又转入中国青年励志会城区服务团当消防救护队员。上大路至今保留着的消防瞭望塔（七星龙局），就是我外公曾经履职的场所。这段不得已的经历，以后成为从不关心政治外公身上的一个历史污点。而我在长辈们说到这事时，眼前晃悠的则是老舍小说《我这一辈子》的“我”，那个心酸的身影。
上大路原救火瞭望塔（七星龙局）
当义勇警察也好，当消防队员也好，多少有点月入可以供家用。但绍兴沦陷前，消防队解散，家庭经济来源断了。迫于生活，外公在几个朋友的撺掇下，跟着人家到宁波，杭州等地做点烟草贩运小生意，也即“跑单帮”。那时浙江是周边省区 实行烟草专卖的省，市面上以英美烟草公司的机制烟占主流，国产烟少，烟民为价格便宜还有不少抽土烟的。所以香烟还是好销的一个商品。几趟下来，赚了点小钱，胆子也大起来了，连怀着身孕的外婆也背着行囊参与其中了。
那时正是日寇侵华的战乱时节，形势说变就变，进货地点很难恒定在某一处。外公，外婆担着风险，起早贪黑，坐轮船，挤汽车，肩背手提，碾转在杭州，宁波之间。杭州，绍兴沦陷后，少了商路，一些朋友们转向做金华的生意，外公听了心动，跟随而行。那时江西，湖南，重庆等地都在金华购销，短时间金华成了抗战大后方物资交易集散中心。但金华只有到诸暨才能坐汽车，往往是埠船到娄宫，步行到诸暨才行。往返之际，餐风露宿不说，还要受到日寇或国军的盘问刁难和土匪的抢劫。按我外婆的说法，那是叫“头皮塞在裤腰里的生活”。但总算有惊无险的熬过来了。
他有勤勉的创业生涯
几年的单帮生意下来，赚了点钱，也交了些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后来任市政协常委，民建主委的陈景甫。他和我外公同年，但眼界格局和行事处人的能力远比外公为强，此后外公和他合伙多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绍兴沦陷后，去宁波交通受阻，杭州，金华方向也风险增大，原来的贩运生意难了。此时陈景甫提议：利用一位叫陈仲载的朋友，在望江楼边已歇业的水果店店址，合伙开个店，获得响应。该店取名“慎昌百杂店”，由陈景甫任经理，陈仲载为协理，外公为襄理。此店年开业，规模很小，东家伙计合起来不到10人，伙计多为东家们的亲友。初时，经营商品较杂，卷烟，百杂，颜料等都有，生意一般。主营卷烟后，情况好转，呈兴旺局面。为进一步扩大业务，周叔铭，吴其珍，严建人等加盟，改名“慎昌祥”。很快的，企业业务有了较大拓展，资金有了一定的积累，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声誉。
45年绍兴光复。社会短暂出现了太平和繁荣，“慎昌祥”在陈景甫带领下，顺势发展业务。此时，逢店家的房东，也是股东兼协理的陈仲载先生要求退股，收回店面以自营。迫于无奈，“慎昌祥”搬至上大路兴文桥脚鲍景泰钱庄的旧址，并改名“大丰烟行”，易地开张。坏事和好事总是会相互转化的，新开张的“大丰烟行”凭着一股冲劲，迅速打开了局面。当时宁波有一家“馥众”卷烟厂，他们的“飞马牌”香烟质地好，价格低，包装大方，很受绍兴市场欢迎，“大丰”凭借信誉取了该厂在绍兴的专营权，一举把握了市场的主动。此后，宁波另一家“宏兴”烟厂推出了中档卷烟“宝珠牌”，绍兴市场不识得这款新品，为此，大丰员工卖力宣传，多措施推销，很快地收到烟民的欢迎，成了市场的佼佼者，以致供不应求。“宝珠牌”在绍兴的旺销，使“宏兴”厂很感激，由此双方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业务发展的过程也是积累信誉，发现商机，广交朋友的过程。陈景甫思路敏捷，公关交际能力强，不仅和当时的几家较大的钱庄：储成钱庄，祥和钱庄建立了良好的信贷关系，获取了扩大业务的资金支持。同时拓展了新的领域， 批发业务；当年绍兴极大多数人家都用不起电灯，而 灯和蜡烛的使用是大部分家庭的必须，因此 的批发业务很旺。在陈景甫的带领下，大丰业务兴旺，左右逢源，在46年至48年达到了鼎盛。
他热诚的拥抱新中国
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全胜，国民党统治基础从根本上动摇，绍兴人民也翘盼解放。在地下党的影响下，当时临危受命担任商会理事长的严希尚，靠拢共产党，接受地下党指示。严希尚和陈景甫是挚友，他们将大丰烟行作为一个秘密联络点，邀集一些进步人士在此开展秘密工作。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成立了“商业自卫团”，并在迎接解放之时，组织人员保卫大明电灯公司；成立了“临时救济委员会”，以维持地方秩序，大丰等商界业主捐款；同时还准备解放军进城所需的粮食，被褥等，悄悄地藏在大善寺和五云寺。这一切外公都知情并支持，也参与其中的活动。
刚解放，因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出现了市场短暂萧条，商家经营也出现了困难，不少商店干脆消极的关停歇业，此时的大丰也陷入困境。作为当时工商联主要领导的陈景甫认为，我们不能关店了事，以增加政府和社会压力。但要活下去，一是要搬迁至解放路上，二要改变经营格局。搬迁地址是日辉桥对面和大善寺的毗邻处，这是当年绍兴人气最旺的街段。经营格局则是开拓批零兼营的局面。外公当然投了赞成票。
紧接着，又有一变。新政府着手构建公有制为主的商业经营格局。卷烟火柴等要实行国家专营，动员原经营企业转型。卷烟批发原是大丰的赚钱主业，一失去，几乎断了进账的来源，而新的业务要重启炉灶，也难。但政府有令，当然也得响应。
此间又一件大事出现，数十万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还得大后方的物质支持呀。一时间，全国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为之，大丰勒紧裤带，企业捐款；外公个人除现金之外，还将家里的银烛台，铜帐钩，并撬了铜汤锅以奉献。 非凡勇气和魄力，前线将士的流血和献身，全国人民的齐心支持，终于使喘息未定的新中国，一举打败了美国。
但大丰如何生存，则还在摸索中。起先转业制造和销售矿烛。烛体统一制作，蜡烛芯则分散到家庭加工。当年类似的活儿不少，比如火柴厂叫人糊火柴盒；后来绍兴传统出口商品——花边，也是分散于家家户户加工的。我大姑无业在家，就兜揽过串蜡烛芯的活计，以弥补家用。那时的蜡烛是众多家庭的照明工具，开局不错，一度兴旺。但毕竟是个小商品，小马拖不动大车。
思虑再三，大丰决定转行食品业，改名为“大丰食品商店”。大丰延请了制作茶食熟食品的高手，除 糖果糕点从上海进货外，其他的食品均由自己制作。这一改，倒是让大丰走上了“柳明花暗又一村”的一条新路。没多长时间就进入了绍兴茶食业的 方阵。我记得很清楚，当年大丰的又香又松又脆的“朝笏糕干”和外脆内软的“蟹壳月饼”都是业内 品牌。
印象中大丰的食品加工场在缸灶弄内，外婆家里也成了一个原料加工点，老老小小围着桌子剥松子，敲胡桃。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小舅舅，自己不敢，但总是唆使我去“偷一把”剥好的果仁，分着吃。我是大外甥，舅舅姨姨常说“外甥大于皇帝”，似乎做了坏事也可豁免。约是四岁光景吧，一天夜里大人带我到外公的店里，正巧碰到有一手推车的罐装水果到货，大伙正在搬运，我也凑热闹，非要帮着搬。一位叔叔递给我一罐水果，我开心的往店内跑，但被门槛绊了一下，摔倒了，鼻子磕在罐头边圈，砸开了一个口子。我哇哇大哭，大人们也惊得失了神色。待伤口处理完毕，惊魂稍定后，一位叔叔送我二罐水果，算是对我负伤的慰问品。这是我对大丰的 记忆。
年，国家大规模的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号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北京首开先河，绍兴紧紧跟上，绍兴大明电气公司成了 家公私合营企业。当年党的威望和政府的公信力是极高的，私营企业主极大多数也由衷拥护，据我外婆说：那年冬天在电影院召开0多工商业者和家属的大会上，业主们排队上台发言表态，表示拥护。这就是“一夜进入社会主义”的生动过程。
公私合营后，外公确有过了一段太平日子。约是57-58年间，市工商联组织会员（私方人员）家族在重阳节到登高。外婆带我同往，这是我 次到府山，开心极了。不仅撒野地满山玩，而且大饱口福，这个外婆叫一声，给二颗糖；那个外婆叫一声，给二个糕点，嘴上吃了不算，小口袋都装不下了。外婆她们还采了一大袋野菊花，说是可以做枕芯的。这活动和现在企业家协会组织的夫人活动一样，是一种体面的社会象征。
外公一直在华泰工作，上下班要经过我住在娘娘的家。每当他进门来看望我们时，总是带着食品和水果来的，他的到来就是我们的节日。我在八字桥小学读书时，想花钱而又口袋干瘪时，往往穿过一个章家台门到外公那，讨要1毛钱。当年的1毛钱可不是小数，许多同学一个学期也未必有1毛钱的零花哟。不知啥时起，我妹妹去外公时，外公也给零花钱了。反正都瞒着父母，都是秘密。一次，母亲去外公那，店里的九师傅对我母亲说：“啊呀，你一对儿女到外公这里来“打铁”拿钱了”。母亲，听不懂“打铁”啥意思，回家问我娘娘。娘娘笑了，说：“就是你儿子拿了钱，女儿也接着去，轮流拿呀。”。秘密暴露，我们受到了警告，收敛了。但我们温馨的记忆则始终闪着那个时代祥和的折光。
他背着“十字架”行走
公私合营时，对原企业资产核查评估，我外公的股金为.37元，划成分是小业主。但就是这不到元的股金，让他背了几十年“资产阶级”的十字架。
股息证
所有食品业全部公私合营后，政府“经过商业网点调整，茶食业由15户合并为德和，大丰，公裕，同裕和，王泰和，万祥春，泰昌，稻香村等8户”（市志2册页）。后来不知啥时恢复了“华泰”的 ，又不知啥时拆掉了大丰。我外公从58年起一直在东双桥堍西，面南的华泰食品店（文革时曾改名为创新食品店）工作至退休。
企业被改造，也意味着私营业主同时要被改造。那时的外公有两个身份，按成分划分，他是小业主，是以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和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但在单位内，则称作私方。按当时政治背景的逻辑延伸，私方也即“资方”，再延伸，那就是“剥削者”。这顶无形的帽子决定了必须长期的“思想改造”。外公忠厚的本分和乐呵的个性，倒并没啥压力。改造就是劳动，本来就是苦出身么，爱店如家，勤勉工作就是。他的脸始终是笑呵呵的。
但此后“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越来越浓，似乎只有赤贫的“工农”才是社会的主人，其他对象都只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66年，“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来了。批“三家村”，“扫四旧”“5.16”。。。。。风波一波接一波，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每个单位，部门都需有阶级的对立面。一个小业主的外公，似乎理所当然的被戴上“资本家”的帽子，而且几乎是“国标”，“资本家”前面一定有个定语，叫“不法”。一段时间，华泰食品店的早上，几个“牛鬼蛇神”得带着“白袖套”示众，开门营业了，才返回岗位营业。外公好心态，认定人品无亏，人格有节，其他无所谓，反正那顶无形的“剥削者”帽子戴了多年，也不在乎演员一样的再登台一番。他还是乐呵呵的一张脸。果然，稍后就没事了。
但又一个“运动”——“一打三反”，倒是让外公吃“斤两”了。70年正月起，烟糖公司派来一个工作组到华泰，组长是“左”的出奇的王**，他“一打”打不出名堂，“三反”倒是很出“成果”，一个十来个人的食品店，“反”出了7个审查对象。先是“揪”出了商店的女性负责人，诬称她“贪污”。这位负责人出身贫苦，丈夫是绍钢厂响当当的工人阶级，按当时的说法，叫穿着三件红背心的——也即政治上保险，底气足。无论工作组怎么整，她都坚决否认，也是她名字起的好，叫吴倩佩（无钱赔）， 不了了之。外公是 被整的一个，也按当年的说法吧，外公是“死老虎”，啥时啥理由都是可整你的。他们先是逼他承认偷吃店里的糕点，汁汤咸卤和老酒。每天算5分钱，从58年算到66年，要多元。我外公生了个酒糟鼻，但偏偏是一世不沾滴酒的，职工会上工作组公布罪状，职工掩面而笑。后来工作组说，罪名中排除“偷喝老酒”，但每天五分“不让价”。
外公的鼻子是偷酒喝的证据？
这位王组长觉得外公这么点“罪状”上不了台面，就诬陷外公“贪污销货款”，他将外公停职接受审查，又是辱骂，又是恐吓，并多次按住外公的头揿到凳子上，要外公“老实交代”。外公胆小怕事，心想反正我说的你不信，那你说多少是多少吧。这位组长先是逼外公承认65年至68年贪污销货款元；还不够，再逼68年3-5月有元（其时我外公正因一场大病在家休息）；还不够，再加30元。累计罪名是“偷吃公物，贪污销货款元”。
外公是商界出来的人，有极自律的职业操守，他常说：“在南北货店干活，哪怕扫地时捡到一颗红枣，也不能放到口中。这是最起码的职业规矩。”现在竟然要戴上“偷吃食品贪污货款”的帽子，这是对他人格人品的极端污蔑，对他自尊的极度 。他整日窝在商店的楼上，漫漫的长夜中，排解不了莫名的冤屈，一怒之下，吞硝自尽（华泰卤味部自制鱼干等有硝备用）。幸亏被一起无辜受审查的九师傅发现，医院救回一命。
时间是医治伤痛的良药，无论是身体的病，心理的病，还是社会的病。72年烟糖公司即为外公的所谓经济问题正名。后来县烟糖酒业公司正式发文：根据县革委会文件批准：“将你从原工商业者中作为劳动者区别出来，属于小业主成分。今后政治上和职工一视同仁，各项生活福利享受职工同等待遇”。历史还给了外公一个清白和公正的身份。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尽管外公生性豁达，看淡风云，但当心灵的伤痕被揭开时也会哀恸难已。年10月，医院出院出来，获知老友陈景甫于21日病故，他执意前往吊唁。从41年开办“慎昌百杂店”起，外公一直是陈景甫的助手，且唯他马首是瞻。49年春上陈景甫肺病动手术，因需瞒家人，是外公以家属的名义签字的。解放后，他虽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在“文革”期间，和外公一样的备受打击，历尽磨难。在陈景甫遗体边，外公老泪纵横，放声大哭，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这是他对老友逝去的悲哀，是对共同创业岁月的缅怀，也是对蒙冤受屈日子的宣泄。他的泪水照见了我们民族和时代的某些印记，他哭声也宣示着苦难时代的终结。
他乐观天下笑面人生
甘蔗还是老头甜。年外公正式退休。此时多难的中国正逢百年来 的时代，政治上一身轻松，经济上无饥寒之忧，开始享受自由自在的晚年生活。
外公和外婆（年底）
他将勤勉当做了晚年的健身经。一年多时间过去，劳作了一世的他，觉得闲得慌了。正好有人邀请他到缪家桥河沿的聋哑学校当门卫，他爽朗应承。这是一个24小时全天候的工作，报酬是些微的，但他不计较。不多日，他就和这些智障少年混在一起了。因为全天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比有些老师还熟悉学生的情况。他了解哪些孩子虽有智障，但人很聪明，常给与夸奖；他了解哪些孩子自信性欠强，则常给与鼓励；他了解哪些孩子家庭困难，则悄悄的施与食品和糖果。他在孩子们身上找回了自己的青春，老师和孩子们没有一个不夸“单爷爷”的。直到87年，因外婆患病，他才有点失落的离开了学校。
外公的第四代，我大舅的一对双胞胎孙子周岁（年12月）
外婆于88年9月10日亡故后，外公伤感了一段时间，引出老胃病复发，自己怀疑会否患症，情绪有点消沉。我妈带他到卫校童院长那里检查诊疗后，只是胃部糜烂，并非绝症，他放宽心了。恰好八字桥居委会一个便民商店的员工做产，他被请去代班，这一代，差不多代了十年。老有所乐。他乐在有一个哪怕很卑微的岗位，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他笑呵呵的迎来晨曦，送走夕阳。
他以慈爱铸就心地的光明。普通人当然没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胸怀和志向，他内心的情怀和爱心，总是体现在细细碎碎的生活中。
他常和家人说：有食品，自己吃了是填污缸，给别人吃了传四方。所以子女及孙辈们给他糖果糕点和水果时，总想到学校那个孩子困难可怜，那个邻居婆婆孤单，从而让他们分享。
他抽烟，但晚辈们送他的好烟，不太舍得抽；可一碰到同好，总是掏出 的烟，赶紧递过去。
临过年了，他总是搞来一叠红包，细细的排算和分装，凡未工作的第三代，第四代一个不拉的能拿到压岁钱。对自己的子孙或许是个习俗，但他还想着别人。有个叫阿刚的邻居，患脑梗后，落了个疾，不能正常工作，一个女儿还在读书，家境困难。心有善念的外公，每年总也给元红包。
95周岁那年，她对我母亲说，不办寿酒，但一定要分一批寿馒头。理由是：假如算上润月，他该有岁了。母亲当然应承。但他补上一句，“馒头钱必须我出，是我让大家一起开心的。”
外公95岁
小事如此。大事也举得起放得下。70年代末，知识青年可回城了，这是众多家庭的大喜事。但已有两个孩子的知青大舅母，却只捡了个“空心大汤圆”。那时知青回城有个政策叫“谁家孩子谁家抱”，也即需要父母或配偶单位有可安置的岗位，才能回来，我大舅是省属施工单位，在绍兴没有下属机构，只能望洋兴叹。大舅母没有城市户口，两个儿子不能上学，眼看大儿子已近入学年龄，全家都揪起心了。
外公和大孙子（年冬）
正好，绍兴二轻系统想建个皮鞋厂，看中外婆家房屋。他们以答应录用我大舅妈为条件，要求低价征用。外婆家的老屋，坐北朝南，背靠嶯山，面临西街，对面就是现在网红的“狼毫小笔工作室”。屋内有前后两个大天井，除披屋外，三间正屋一字排开，很有些气象。不含天井，穿堂过道等，主屋的权证面积是平米。
老屋的平面图（红色部分原也是外公家的，只是早年被房改掉了）
这是外公老屋的今貌
这个百年的老屋，是外公生根落脚的栖身之所，是全家成员的温馨港湾，也是亲友团聚的集散地。怎么办？
“卖”
为了子孙后代，外公外婆做出了决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或许就是如此决绝作出决定的全部解释。要知道全产权的老屋转让价格是每平方米70元。这卖房款连同搬迁补助合计1.2万元，放到现在仅能买半个方米的新房。
房屋出让协议
这个故事还有余音。卖房的钱，外公外婆以0元用于补还积欠的人情，新住处的修缮和添置必要的生活设施。留起元作为防老基金，交给我妈保管。给九个儿女每家元。另，外公单独交待我妈，给小外公家也得元。这所为何来呢？原来在大丰食品店，小外公的一点小股金倂在外公的股金中。合营后外公为私方人员，背了数十年的“黑锅”，且文革期间所谓的股金全被莫名充公。小外公则庆幸当年这点股金的“解套”，使他作为从业人员，落得政治上一身清白。但外公则觉得欠着弟弟一笔账，此次终于有能力了结一笔心债了。他一生以诚信为本，常说男人讲话应该是“上嘴唇图书，下嘴唇皮印”，也即说过的话等于签了服辩一样。这个元拿出后，他坦然了。
他乐观天下笑面人生。托时代的福，原本体弱多病的外公，退休后竟然神清气爽的活出了精彩。他个性爽朗，乐达开怀，兴趣也变得很广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又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来了，他像当下追星的小伙一样，电影，戏剧，体育比赛都喜欢。初时，凡好的电影或戏剧票子还难买，但他人缘好，总是能搞到。以前八字桥小学对面的“绍剧团”的许多演职员是华泰的常客，不少都成了外公的朋友，有演出了，他们总能给外公买到票。十三龄童演的《于谦》，刘建扬演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真假猴王》，沈筱梅演的《朱砂滩》，赵修治演的《霍光废帝》他都看过。
80年代劳动路体育场是城区 的灯光球场，省内一些业余排球或篮球比赛也往往挤满了观众。凡较有水准的比赛，即便是大热天，露天看台还是烫火火时，我外公已先去占位置看比赛了。九十年代，城东体育馆建成，刚启幕的全国排球联赛，有十多个赛季成了浙江男队的主场，我外公则是他们的铁杆粉丝，常向我要去票子，为浙江队鼓劲。浙江体育报还给他登了特写镜头的照片，鹤发老人看比赛不多见哟。
年10月，外公因胃病复发而呕血，医院，在医院竖拍照，横透视，所有现代化器械都轮检一边后，告知：是胃癌。外公火了，“我这是老毛病呀，哪来的癌呢？”并说：“这医院吓不给吓死，但医可能要被医死的”。为之他住院不到一周，潇洒的出院了。
我外甥，外公，我（左起。.9.6）
9年初夏，母亲因冠状动脉有恙，需装支架，医院。恰巧外公不小心摔成股骨骨折，医院。父女俩都怕对方担心互不告知，但马上都穿帮了。医生对外公骨折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一是保守疗法，但从此恐不能行走；二是手术治疗，但95高龄，风险极大。征求外公意见，他坚持手术治疗。当医生询问病史，我一位表弟顺口说了句：去年博爱医生检查时说患有胃癌。他马上接口：瞎说，我无非是个老胃病，有啥癌？结果，打了钢攀的手术成功了。不到一月，在我小外婆过世的回丧酒席上，他竟端坐在上横头了。
和第四代，我的女儿（年春节）
在他生前 的十几年时间中，他主要健身健心的项目是：搓麻将。筹码很小，输赢约是一套“大饼油条”钱之间，但乐此不疲。他在狭小的堂前摆开战场，陪同他一起玩的是邻居的三位“小妹妹”——平均年龄过八十的老太。每每在开局之前，他给“小妹妹”们准备好零食，或每人一支香蕉，或一个桔子，或一包酥糖。。。。。。在嘻嘻哈哈的过程中，聊聊各自的家长里短，交流些有趣的社会信息，享受着晚年的乐趣。这样的情景延续到外公过世前几个月才消停。他太老弱了，好几次麻将牌搓着搓着，竟然眯着了。
另一个带有戏剧性的事实是：香烟伴随了外公的长寿。外公一世 的嗜好是抽烟，但他既没患令人色变的肺癌，也没老烟枪易患的哮喘。在病危的 几天，已经吃不下东西，或者说不愿吃东西了。但还偶尔抽上几口烟。临终前的二十来分钟时，言语已不能清晰表达的他，伸出夹烟状的两个手指。我表弟问：要抽个烟吗？他点头了。表弟将点燃的烟递给他后，他抽上了几口后，然后满足的眯上了眼睛。此后，呼吸慢慢的减弱，在室内的烟雾尚未飘散时，他也腾云驾雾的飞向了另一个世界。
百岁高龄，灯尽油干，无疾而终，笑别人世。这是善终，善终是喜殇，我不哭，我相信：外公一张乐呵呵的脸走向另一个世界时，必将善缘如故，永远开心。
（谨以此文祭奠外公逝世5周年）
任纪勋